鲁殿灵光耀千秋
——纪念陈一得先生诞辰130周年
陈一得先生是十九世纪末，在盐津这方灵地上升起的一颗璀璨的科技之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享誉中国科坛的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地震研究专家。他在国弱民贫，科技落后之世，立下“科学报国”之志；他自学成才，矢志不渝，践行科研，成效卓著，蜚声华夏。有位哲人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便是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出现而不知道尊崇，便是愚昧之邦。”一得先生是应倍加尊崇的科研骄子。今年一得先生诞辰130周年，为了缅怀家乡的这位科技杰出人才，以所据史料，特撰此文，介绍他的科研旅程，讴歌他的辉煌业绩，以示崇敬，激励后昆。
一、祖籍探源，少年发奋
一得先生祖籍是四川省成都金堂县。清咸丰九年（1859）李蓝起义入川后，其曾祖父陈际虞为避战乱之祸，举家从金堂县迁富顺县自流井（今自贡市），开设私塾教蒙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到了其父一代，举家从富顺县自流井迁云南省昭通府大关厅盐井渡老鸦滩，靠经营小杂货店维持全家生活。其父陈思贤，四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此，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性格。虽然家庭算不上书香门第，但祖上也是有知识者，从教之家。从其父名看，“思贤”就有见贤思齐之意，重仰人才之心。先生的母亲赵氏，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温良恭顺，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先生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名叫“葆仁”。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二十六日，生地在今盐井镇老街；按字辈，其父给他取名秉仁，字彝德，含有持掌权柄，望子成才之愿，以仁德施事安人之心。可见其父对他的希望之高，用心之良苦。到了1927年，先生四十一岁时，离开教坛，专一从事科学研究，在昆明钱局街家中创建私人气象测候所时，谦以取“愚者千疑，必有一得”之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陈一得”。从此，这个名字享誉科坛，传遍九州，“秉仁”、“彝德”已成历史而为人淡忘。
先生七岁丧母，母亲在临终前教导他：“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只有把书读好了，才能出人头地，才能报效国家。”从父亲命名到母亲遗教，都看得出全家寄与他的希望质是非常高的。虽然七岁时的他尚不知“读好书”与“出人头地”、“报效国家”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要好好读书，发奋成才之志是矢志不渝的，先生七十二岁的人生之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不辜负父母的厚望，先生上学就读于设在老街的“郁文书院”，从此勤奋苦读，常至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壁不隔音，邻居不以夜间书声为扰，反而夸奖他勤奋好学，时在老街传为美谈。由于他牢记父期母教，勤奋好学，从始至终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
二、时运不齐，命途多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先生完成学业，年方十六岁，参加童子试。前两次考试都排在前面，在院试时却因名额所限而落榜。但他不愿放弃，准备再次参加考试，因为他已经通过了最基本的县试、府试，成为童生。但时运不齐，到了1905年准备赴考时清政府却废出了科举制度，使先生失去了科考取仕的机会。这时，先生的人生之路走到了分叉路口。是继续读书或是停学另谋出路？通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选择继续读书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于是他到昆明报考云南省高等学堂，一考就中，录取攻读法文专业。同时，还未开学，他就决定多学一门外语，为日后继续深造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报效国家作准备。由于他天资聪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赢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其时逢清政府公派学生留学欧美的机遇，1910年先生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留学比利时的公费生，学习铁路专业。但命蹇时乖，期间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法国逼清政府同意其在云南七府厅开采矿产，导致了“七府矿权丧失”；二是英军两千多人，一千多匹马由密支那出发，占领高黎贡山以西的片马各寨。这两大事件激起了全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云南留学生两度提出“废七府矿约，收滇越路权”的感召下，云南省立学堂连续发生罢课风潮，配合全省这场“废约”、“路权”斗争。在这场学潮风暴中，有强烈爱国之心的一得先生，为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英法入侵而登高疾呼，写诗抨击：“门户洞开揖盗来，蜿蜒黑蜕遍城袅。吾宁断腕誓相斗，夷虏终归化草莱。”云南人民的这一爱国行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云贵总督锡良、云南提学叶尔恺对学生活动采取高压手段。停办学校，终止公派出国留学，将参加学潮风暴的学生押解回原籍，交由地方管束。一得先生被押解回盐津，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先生回盐津后，明了事理的父亲没有过多地责备他，因为他的行为是爱国的，仍希望他继续读书。因得到父亲的宽容与理解，先生从迷茫中走了出来，为了实现“科学救国之梦，出国留学”的愿望仍不愿放弃。但公费无望，私费无能，何解？先生决定到上海打工挣钱，然后出国留学。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即赴上海。先生来到上海后四处挣钱，只要能挣到钱，再苦再累的活都干。在这期间，中华大地上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的发生，打断了先生的计划，使这位血气方刚，不愿旁观的爱国男儿毅然参加了辛亥革命。此时机缘凑巧，遇上了时任都司，驻守吴松的云南丘北老乡黎天才。先生到他的部队参加攻打南京战役，取得了胜利。辛亥革命的胜利，国内暂时出现了和平气象，迎来了读书报国的机遇。于是，这位不愿投笔从戎，过戎马生活的书生再次选择了退伍读书。
三、投身教育，不忘科研。
先生离开部队后回到昆明，报考时已改名为“省两级师范学堂”的母校。这两级师范学堂是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的合称，培养的对象是中小学教师。先生参加考试后，录取在优级师范班数理化专业学习。学业期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刚一毕业，就被省立中学聘为教师，从事数理化学科教学，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这时期父母已年老，需要他承担起养家之责，负责姐姐和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了多挣钱，除在本校任教外，还到校外兼课挣钱。先生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诲人不倦，成效显著，培养出了不少高徒名人，如著名学者楚图南先生。先生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开展科研工作。任教期间，在取得教育当局同意后，在学校开设了天文课程，指导学生观测气象。对这段科研情况，先生的高徒、著名学者楚图南先生的一段回忆是最好的注脚：“……在昆明联合中学上学的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数学的陈秉仁老师。陈老师除了认真指导我们学习数学外，业余时间全部用在天文观测研究上了。……一面以教学为生，一面坚持他所热爱的天文研究，一生清贫淡泊，除了事业的追求外，几乎什么都忘了。……朴实的科学家确实令人敬畏。”
由于他的敬业精神和显著成效，赢得了同行和社会的认可，同时也给了他不少荣誉。曾任昆明市第五小学校长；昆明市教育课的督导；选为云南省教育经费委员会委员；属重点培养对象，常派到教育发达地区考察教育。
先生在省立中学任教期间爱情之神悄然到来，与同道刘德芳女士结为伉俪。从此，刘德芳老师成为先生日后科研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无私奉献者，被先生誉为两件珍贵东西之一，另一件就是气象研究。
四、专心科研，报效国家
先生对气象学、天文学，地震学的浓厚兴趣和执着追求，好似骨子里固有之物和与生俱来之资。早在先生15岁时，就开始走访昭通各县，对滇东北一带的名山大川进行考察，查阅相关史料文献，并做了大量记录，为日后的科研作准备。以教为主，兼作科研，不是先生的终极目标，他的终极目标是离开教坛，专心致志从事科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利用1927年派他到江苏、浙江、湖北、河北考察教育的机会，对所到之处的观象台、天文台进行考察。通过考察，先生较为全面的了解了我国气象天文发展的历史和目前急需而又落后的现状。中国的气象观测起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他们是西方气象知识的传播者，是中国近代气象观测的先行者；十八世纪初，随着西方各个教派的纷至沓来，企图改变中国的礼仪习俗，欧化中华民族，引起清廷的不满，导致了康雍至乾嘉年间禁教驱逐传教士出境；十八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致使国被瓜分，资源被掠夺。这些入侵者，出于对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需要，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气象观测台。据统计，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外国传教组织在中国建立气象观测站点80余处，形成了气象观测网，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台却没有系统的建立起来。这一现实，给许多有识之士带来很大触动，开始了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的研究，有的翻译气象学著作，有的建立私人气象观测台，如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自筹资金，在江苏南通军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私人气象观测台。
通过考察，先生认为泱泱中华没有系统的建立起自己的气象观测台是莫大的耻辱！对此暗自神伤。同时认为，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幅沿辽阔，气候变化差异大，通过科研对其掌控和运用，是何等的重要和急迫呀！见此，他下定献身科研之心，确立科学报国之志。从此，先生步入了专一从事科研工作的快车道。
先生的科研旅程主要分为两段，一是从1927年7月至1938年4月，创办“一得气象测候所”，开展科研；二是从1938年5月至1946年，任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所长，开展科研，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其后，他站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里从事和运用科研成果，为国效劳，为民造福。
先生从江浙等地考察教育回昆后，辞去了教育工作，专心致志从事科研。为有科研工作载体，先生决定建立私立“一得气象测候所”。建立这个科研机构他面临三大困难，一是筹资购买设备；二是选点建立基地；三是聘请科研助手。这三大困难集中到一点是“钱”。先生得到妻子支持后，从自己多年的积蓄中拿出钱来购买设备；无钱租地方，就将气象测候所建在昆明钱局街家里屋顶平台上；无钱聘请助手，就来个全家总动员，由先生本人，妻子刘德芳，堂弟陈仲仁，养子陈永义组成工作班子，设主任1人，测算员2人，助理员1人。每天观测三次，观测项目有气压、气温、湿度、蒸发量、能见度、云量、云状、云向、风向、风速、降水量、天气现象等；除测气象外，入夜还选择晴空以观测天星；时时关注地震研究。在地震研究中，他通过查阅历代云南地震资料，实地调查地震活动的成因，规律、撰写研究文章，将地震分为火山地震，断层地震和陷落地震三大类，并发现了地震与天体运行的关系，先后写下了若干专论，为发展云南的天文、地震、气象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费参加培训和外出考察学习。先生对天文、气象、地震学知识未受过专业培训，全是自学成才，因此，在工作中深感知识的不足，为了提高自身的科研素质，先生决定自费参加1931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在南京气象台开办的专业学习班学习。进修期间，先生天天参加南京气象台的观测活动；接受气象权威专家竺可桢的指导，与同行和著名学者交流学习。通过这次培训，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受益良多。
先生在南京气象台培训近半年后离开，到外地考察学习。他先后考察了上海徐家汇、江苏南通军山、武汉、北京、天津、青岛等地的天文、气象、地震观测台；到日本东京、横滨气象台、地震研究所考察后回到昆明。这次先生长达半年多的培训和考察，对他而言是一笔财富，对日后的工作起决定性作用。
筹建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1936年5月30日，国民政府训令各省筹办气象测候所。云南省政府决定将“一得测候所”改组为省立公办测候所，任命一得先生任所长，由他领导筹建。址选在西山（太华山）顶，1937年4月6日测候所建成，翌年5月搬入开展工作。这次搬迁，先生全家上山，条件十分艰苦，他克服重重困难，一干就是十年，到1946年因病才辞职下山。先生在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工作期间，在搞好本所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在全省建立了气象观测网点，到建国初期将全省50余个网点的气象资料汇集一书。
先生在两所科研单位，历时二十余年的天文、气象、地震科研工作中条件艰苦，涉猎广泛，收获颇丰，贡献极大，其成果为国内多家单位所采用；先后法国、日本、美国的气象部们派专人前往，许重金购买先生的气象资料。所里虽然资金短缺，但先生不为所动，严辞拒绝。先生这种爱国保秘，不为利诱的君子之风，傲骨之气倍受时人称颂。
五、潜心研究，硕果累累
从先生15岁时开始考察昭通各县名山大川，辑录相关史料算起，到1958年9月辞世，涉足科研工作长达57年。其间，历尽艰辛，矢志不渝，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一）绘制《昭通等八县图说》。先生在就读省立高等学校时，将1901年考察昭通各县名山大川，辑录的相关史料为据，绘制成《昭通府属全图》，于1918年将其名改为《昭通等八县图说》，图文并茂，于翌年出版；
（二）绘制“昆明恒星图”。先生于1920年，以历年研究所得，绘制了“昆明恒星图”，并由夫人刘德芳用丝线刺绣于绸缎上。它是近代云南历史上首部天体地图；
（三）制造“步天规”。先生根据“昆明恒星图”，造出了供观测天体星象用的“步天规”。“步天规”与西汉天文学家张衡发明的“水运浑象仪”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是对近代中国天文学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对“步天规”的价值，袁嘉谷先生曾同一得先生一道登楼观测，测况与天文图书所记完全符合。继而发出“前人难继”的感叹。这感叹是对一得先生的最大肯定，最高评价。“步天规”因先生无资大量制造而未得到推广，实为一件憾事；
（四）复测云南大学天文点。我国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前后，进行了全国的测绘工作，此项工作在外国传教士的参与和指导下进行，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完成。据康熙《皇舆全览图》记载，全国布测640个点，其中云南30个点。而实测的天文点全国只有56个，其中云南只有1个，即云南大学校园内的“云南第一天文点”，这是当初实测纬度的原始点位。当初实测的56个定位点，而今仅有经度为零的本初子午线所通过的北京钦天监观象台和昆明云南大学校园内的“云南第一天文点”是实测经纬度的原始定点，此为我国首次开展大地测量仅存的实证，是关乎云南，也关乎国家文化历史，且具有珍贵的科学研究价值的测绘遗迹。
对此，220年后的1934年冬，云南省政府教育厅、云南省教育经费委员会、云南通志馆、云南大学，一得测候所发起复测。测量工作从1934年12月19日夜间7时开始，连续进行了四个晚上，具体工作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沈文候、云大教师浦光宗和陈一得等先生负责，他们测了北极星等星宿，测量出第一个准确的经纬点。所测数值与康熙年间的数值一致，且“结果较前精密”，其成果被刻在碑石上，保存至今。这是昆明在地球上最早标明准确位置的地方，是珍贵的科技文物。其次，为推行“标准时”，一得先生亲自登上昆明城楼点燃鞭炮，从炮声响起，昆明人的生活自此有了时间观念。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五）临洮寻找参照星座。中央研究院下属天文研究所中国现代天文学界的一颗璀璨之星——张钰哲先生于1937年8月11日测得一项重要的太阳活动预报；“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带进入我国新疆。”经其测算，日食带将经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从福建北部入海。后经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证实，这是400年来全球罕见的天文奇观，其观赏价值和学术价值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对这次天文奇观，已迁设于昆明的凤凰山天文台决定组织参加观测。鉴于在抗战期间和地理气候等因素，将观察地定在甘肃的临洮县。陈一得先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具体工作是做记录。一得先生虽然是天文学研究者，但没有上个专业大学，更没有留过学，知识全靠自学所得，与留学外国著名大学的博士，或任教高校的教授们相比，先生的简历就显得有点“寒碜”了。在那文人相轻的年代，他是十分不起眼的。然而就是这个十分不起眼的人物，干了一件一鸣惊人，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
在观测中，观测团遇到了麻烦。设定观测方位、角度、需要预寻某一星座为标准参照。对此，全团连续3夜未找到。观测团请一得先生观守。他仰卧凝视、精心推算，将近天明的时候，他叫大家出来看，并推测此星在此日从地平线升天顶，结果果然应验，众人悦服，推荐他做讲演，从此不敢再有怠慢，赢得了观测团成员的认同与尊重，同时也在甘肃完成了《日全食气象观测报告》的演讲，这成为他天文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作。又于同年10月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天文学会第17届年会上，作了《推行标准时简易法》的学术报告，提出气象观测三要，即一要有恒心，二要耐劳，三要忠实。同时还大胆提出两种人工控制局部大气的设想，即一造林调气候、培水源；二设晴雨炮台。此次赴甘肃考察，先生收获了一般人不能收获的成果。
（六）为保护滇池自然生态大声疾呼。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是昆明的“灵魂”，被周恩来总理誉称“高源明珠”。在古地质年代，南至晋宁十里铺，面积约1000多平方公里，而今只剩下298平方公里。美丽的滇池从未平静过，贪婪的人类从未放弃过对她的伤害。元代治理滇池得良田万余顷；明代泄滇池水垦田97万余亩；清雍正年间又泄水造田；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人增多缺地，欲泄滇池造田。对此，一得先生登高大声疾呼，他根据滇池地区地质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指出泄湖造田之议“有害无利”，并列举了泄湖造田的十大危害，同时，着眼长远，还从深层次分析了滇池的隐忧。因他从科学的高度阐释了泄湖造田的危害与隐忧，有效阻止了这次欲泄湖造田的愚蠢之举。
（七）用科学方法纂修天文气象志。云南省从1930年起动《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一得先生参加了《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篇》中天文、气象志的撰修工作。他在两大地方史志中撰修的天文、气象志，以科学方法入志书，破除旧志以天人感应观点对自然现象进行记载和解释的封建迷信色彩，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云南天文和气象现象进行阐释，体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如对“彗星”、“五彩云”的解释。首次，经他撰修的天文、气象志书设目合理，编排有序，内容科学，资料翔实，说理透彻，经世致用，可谓是突破旧志体例、观念的束缚，开辟科学修志新道的践行者。
（八）为故乡编纂《盐津县志》。1946年时任盐津县长的杨竹铭，聘请一得先生任《盐津县志》编纂主任。先生因病刚辞去昆明气象测候所所长职务下山养病，接到老家修志的邀请后，先生带病偕夫人刘德芳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回来后，立即开展工作。首先在盐井小学左侧设立简易气象测候站，亲自观测并聘助手，教会观测、记录，终将1946年元旦至1947年底两年的完整气象资料记录并载入《盐津县志》中；其次，为测疆域范围、位置、山脉水流、形势名胜，带领助手实地测量，绘制地图，整理数据，记载见闻，常常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先生在家乡采风半年多后返回昆明，其助手们继续采集资料，提供先生采用。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先生用先进的史学思想，摒弃迷信成分，用进化论史观引领修志。主张“根据旧籍穷究事实，以求进化原理”，且应“藉过去之进化，以导未来之进化”。强调经世致用，注重民生。并在《凡例》中明确提出，“轶闻、志异，庸德矫情，事涉迷信者，概删除不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先生仅历时不到两年的时间，于1948年秋完成《盐津县志》编纂工作。
先生是位生活简朴者，在盐津期间夫妻二人基本不赴宴，也不请客，最忌官场的酒肉应酬。在此期间，盐津县教育科长赵汝为请得县政府公款酬谢先生，两次赠款，先生拒绝不收，并说：“我不是为钱才来写县志的，如果是为了钱来，你们也负担不起。”先生如此气慨和奉献精神让人钦佩。《盐津县志》是先生留给家乡的一笔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但同时也失去了他的一件珍贵东西——县志尚未修完，他的妻子离他而去。
（九）先生在科研道路上创下的纪录。
1、“一得气象测候所”，是云南私人创办的第一人，全国创办的第二人；
2、第一个发明观测天体星象用的“步天规”；
3、绘制了近代云南历史上首部天体地图——昆明恒星图；
4、编纂中国第一部地方方志·气候志——《高峣志·气候志》；
5、主编盐津县第一部县志——《盐津县志》；
6、《云南降水量与水利问题》的论著，第一次对云南降水来源作出了规律性的分析和概括；
7、参与我省第一次用新法测绘并得到最早、最准确的昆明经纬度基准——云南第一天文点；
8、在昆明推行“标准时”，他是点放第一声鞭炮者，从此昆明人结束了看太阳计时辰的历史，进入鸣炮报时时期。
（十）先生一生著述最丰。先生给后人留下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是先生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和工作写照，主要有：《云南气象》《云南史地丛书》《云南气象要素之分布》《云南的云》《云南气流的运行》《云南雨量之分布》《怎样知道流星雨要出现》《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天气奇遇》《标准时制特刊》《云南地震之史的考察》《天文》《地震》《民国二十年水灾与天气》《道光十三年云南大地震之研究》《云南恒星图》《步天规及附表》《唐代云南通中原的道路——石门豆沙关》《昭通等八县图说》《盐津县乡土志》《盐津县志》《新纂云南通志·天文气象编》。
六、老当益壮，晚景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一次唤发了先生的科研热情，云南解放后赋诗一首：“旭日东升万木春，壶浆箪食迎亲人，冰天冻解独夫及，锦绣河山还亿民”。在这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日子里，先生年逾花甲却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天文气象地震资料和测候所移交给人民政府，继续为人民积极工作。他总感叹说自己要是再年轻一些就好了。由于他的勤奋执着，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高尚情操，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从1950年云南解放到1958年病逝，先生先后担任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省气象学会理事长，省博物馆馆长，省科普协会主席，省科协委员、理事，云南天文学会理事长，省自然科学联合会分会主任，省中苏友协副会长，政协省第一届委员，政协昆明市第二届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省分会副主席等职。
先生于1958年10月17日，在昆草拟传达全国首次科普积极分子大会精神的报告时，因便血症发作，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2岁。
先生是我国气象工作的先驱之一；是云南气象科学事业的奠基人；是云南天文、地震科学的开拓者。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靠远大的抱负，坚定的意志，不懈的实践，热爱祖国，献身科学，欲穷天地山川之奥秘，造福人类之事业。他的严谨精神，朴实作风，深得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推崇。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写诗称颂他：“久矣风沙不关心，滇池秦赛惯长征；情怀病骥思高卧，世事鞭驱未恤矜；赖有耆年垂矩范，孰云星层侪俳伶；更祁异象呈空日，浮雾寇烟俱扫清。”
先生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的鲁殿灵光”。
先生走了！这是人类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但先生在我国科坛上放射出的“鲁殿灵光”，升腾九天，与七彩云霞交相辉映。照耀着代代科技后昆开拓创新，勇往直前。
撰稿人：唐永贤
2016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