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津县民国人物系列之四
戴时熙:威武不屈为救国
戴时熙（翻拍于《云南留日同乡录》）
戴时熙（云南留日同乡录）
戴时熙（1895——1994），字济民，盐津县艾田仁和村人。父亲名叫戴天隆，戴时熙在弟兄姊妹中排行第四，1895年腊月初五生育仁和村太平庄，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五岁时在家乡太平庄夫子庙发蒙读私塾。不料在11岁时父亲去世，又一年母亲也去世了，民国元年（1912年），年满16岁的戴时熙在年关将至的腊月24日，不顾过年佳节来临，怀揣三块银元携带两件布衫顶风冒雪，从盐津来到昭通，不行21天到省城昆明，几经周折进入禄水河中学求学。1914年1月7日，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部令第四号《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同时出台了《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戴时熙抓住机会，于1914年东渡日本继续自己的中学学业，毕业之后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专业（为有史记载的民国时期盐津县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人），毕业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戴时熙在日本求学一共达12年之久，在东瀛求学期间，戴时熙始终不忘祖国危难和祖国建设，并对积极培养家乡和族中子弟非常关心，他曾经在1916年春回国了解国情，并在返回之时携带自己的侄儿子戴鸿猷一同去日本求学，途经四川宜宾县乘小轮船沿江而下，船在泸州境内母猪沱遭到土匪枪击，乘客死伤过半，两叔侄幸未受伤，后得到善心之人救济得以免受饥寒，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更加坚定了叔侄俩的爱国爱民之志，更加坚定了他们学成回国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信心和勇气。
1925年，戴时熙回到祖国，即被聘为教育部参事和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次年，戴时熙南下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赴广州参加立宪会议，任宪法编纂委员，被聘请担任《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工农厅内设机构）委员，参与人事劳动法的起草编纂，起草编纂了《工厂法》等法规。
1929年，奉命调到浙江省政府，负责全省的地籍整理工作。自明清以后，因战乱而使田赋地籍图册丧失，以致于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北伐成功之后，浙江省力图振兴全省经济，决定从充实国库资金入手，于是着手清地籍充实政府财源。戴时熙是经济学出身的学士，被重点选用。由于地籍年久失修，戴时熙接任之后，任重事繁，他竭尽全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大功告成，使浙江省成为全国各地地籍清理的典范模本，他也因此获得政府的嘉奖。
1930年，戴时熙升任武康县县长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长，并藉以调养多年来疲劳过度致病的身体。之后又调任吴兴、慈溪等县县长，前后达近10年之久。他在任期间，为政清廉，政绩显著，百姓颂扬，民望极好，多次获政府奖励，获颁建设有功勋章。戴时熙为官从政至始至终都遵循孙中山先生的“做大事，不求做大官”的名言、主张，认为“县政之据别，就是做利国利民之大事，因县政为一省之基础，基础健全，故省政也就健全，各省健全，则国家必将富强。”所以，他在县里任职的长时间里，曾有多次升迁机会，都被他一一辞拒，高官厚禄，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
全面抗战爆发，大片国土沦丧，戴时熙痛心疾首，于是毅然在1938年奔赴上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在敌占区的大上海肩负起抗敌救国重任，被日本宪兵抓捕后施以重刑，刑讯逼供，希望从他口中获得重大信息，但戴时熙临危不惧，挺起“堂堂大国何屈于异邦，整整衣冠不耻于敌寇”的凛然气节，敌人没有从他口中获得有用的只言片语，确保了民族气节，最终敌人慑于他威武不屈的精神，无条件释放了他。因此，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救国勋章。抗战胜利后，在1945年到1948年间，戴时熙留在上海市政府任参事（时间为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参事室是市政府直属处室，直接对市长负责）兼上海行政院遣送日侨办事处秘书长，期间，办事公正，绝不因自己受过日本宪兵严刑拷打而抱私怨，从而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1948年，戴时熙携妻侯梦华去到台湾生活，自此弃政从商，任台湾第一商业银行高级顾问和淡江大学教授，利用有生之年培养有用人才藉以安度晚年。1980年，85岁的戴时熙告老退休。1994年11月，戴时熙在台北去世，享年99岁。
戴时熙著作有译著《生民节制论》（民国版，桑格尔夫人著），所撰写的《工资论》等科研文章刊发在1923年12月《学艺》杂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