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部的轻松日子其实只是短短的一年多。到了1973年春天，我就意识到一场政治灾难就要来临，前一年的秋天，我正在联合国开会，被紧急召回接待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匆匆回到国内才听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和，他要撤换翻译，所以召我回来后备顶替。这时，我就听到了一些对周总理的非议，我很怕被卷到一场上层的风波中去。7月1日，我父亲在香港逝世。7月4日，我还在香港时，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五人谈话，并说要他们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我和冠华那时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反而加强了我必须与他在一起，共渡险关的决心。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作检讨，有人传达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一时人心惶惶。毛主席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天，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这年秋天，我随代表团再度去联合国开会。我已经没有了前两届的平静心情，总担心这突然而起又无声消逝的风暴是隐藏在天际，不知何时又会卷土重来。对于政治的变化莫测，我和冠华都一片茫然。这年的10月，基辛格又要如期访华，我在纽约对冠华说，我担心基辛格访华又会惹出什么祸来。那年联大正逢上中东战争，安理会又在紧张开会，我劝冠华不如避开风口浪尖，给总理写个报告，就说安理会辩论激烈，离不开，就不回国参加基辛格的接待了。冠华犹豫不决，但最后也同意了。不过周总理很快回电，严厉批评冠华怎么分不清主次，命他必须如期回国参加中美会谈。
十月的基辛格访问果然导致了后来的政治局“批周”会议。外交部姬、乔、黄、仲（指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编注）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指王海容、唐闻生——编注）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指示”由她们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这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
摘自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周恩来最无助时 我曾做了违心的事
核心提示：在1994年出版的《风雨情》一书，章含之曾作出过忏悔。章含之承认，在周恩来最无助之时，她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中国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釗的养女、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前外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1月2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在中美七十年代初建交之际，章含之不单是个关键证人，也是参与者之一。
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尼克松是美国有名的“右派”，为什麼会在他任期内中美实现“破冰”？作为毛泽东的翻译及知己，章含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据中国《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3月2日的报道，章含之引述毛泽东指出，只有和“极右派”才能搞好美中关係，因为由“反共分子”来打开美中关係，美国民眾才不会有顾虑。
作为外交部的翻译，章含之也目睹和参与了江青跟周恩来的政治斗争。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的副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率领先遣小组18人抵京。江青千方百计要阻止中美建交，当黑格一行人到到江青的“势力范围”杭州时，江青阵营故意搞局，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
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儘管眼下是一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麼吃的也没有，只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準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著脸孔不搭理黑格。事情发展至此，尼克松访华一事随时泡汤。
此时，章含之等几个外交部人员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总理周恩来维护中美刚刚开始的关係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知道杭州的做法可能影响大局。於是，他们决定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1914～1991)向周就打电话匯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外交部人员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干部强辞夺理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晋接电话。电话打了一个鐘头。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匯报。毛泽东授权周恩来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係大局的作法，说黑格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
在章含之眼中，周恩来还真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为了给黑格“加温”，周恩来还特别跟工作人员关照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十斤糖”。（话说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住在钓鱼臺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糖果都“不见”了，於是毛泽东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另外，人生路不熟的黑格，出於不熟悉中国国情，向中国表达善意时，也出了一点误会。当时，黑格曾向中方表示: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著50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著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章含之当时照翻译如仪，但周恩来却意识到中国向来“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也自然“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简单地说，黑格此语犯上了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所以，周后来向黑格面陈这个困难，黑格也很识相地向中方和周恩来“道歉”，打了个圆场。最终，中美建交还是成了事。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当时，中方派了美语最好，哈佛毕业的男生冀朝铸给尼克松当翻译，而章含之则当周恩来的翻译，大概是因为章含之外型讨好，又是女生，所以在第一次宴会以后，尼克松就跟周总理说要跟他夫人交换翻译。理由是冀朝铸“个子非常高”，其实，尼克松本人，也是个身高1米82的大汉。
在无情的中国政治下，许多人都做过违背良心的事，伤害过好人。章含之算是其中一个愿意站出来承认的人。1973年11月中旬到1974年1月，江青跟周恩来的权力斗争加剧，毛下令批孔批周公，周的病情更加恶化，政治上则孤立无助。在1994年出版的《风雨情》一书，章含之曾作出过懺悔。章含之承认，在周恩来最无助之时，她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也有一名突出的女外交官章啟月，而章含之和章啟月这两代章姓女外交部干部，竟然还可以扯上一点渊源。1974年，经毛泽东同意，外交部派遣4名子女赴美两年半学习英文。4名少年留学生中的两位比较知名:一位是章含之的女儿洪晃，另一位就是章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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