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五年，边患再起，蒙古小王子出塞骚扰延绥，兵部尚书胡宗宪请调骑兵，嘉靖下旨令辽东、宣府双线调兵配合，边事虽乱，命令不乱。即便开始不上朝，他仍亲批奏章、监督执行。“西苑议政”虽让人误以为皇帝避政，实则只是换了方式。
他退居西苑，是从嘉靖二十年开始。之后二十余年，他常年炼丹求仙，不再上朝。但他设“内阁批红制度”，张居正称“虽不上朝，然事无不决”，即内阁所有奏章，仍需皇帝亲笔朱批，不能跳过御览直接施行。
他在位四十五年，前中期政绩鲜明。裁冗、整军、清税、压宦官、重文化。他虽晚年偏信道术、纵容方士，但朝政体系未崩。即使不上朝，制度依然流转，决策机制清晰明确，百官虽怨其独断，却无法绕开其权威。
皇权依旧集中，宰辅虽有执行之力，却无决策之权。嘉靖始终手握国政核心，这也是后人评价其为“能臣之主”的基础。制度还在运转，权力还在核心，才是嘉靖“不出而治”的根本。
万历前勤政后放权，权力坍塌成惯性
1572年，年仅十岁的万历即位，太后主政，张居正辅政。不同于嘉靖初期的强势掌控，万历最初是被“扶着走”的小皇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税制、重定赋役、整顿田籍，万历虽年幼，但国家治理迈入高效阶段。这段时期，史称“万历中兴”。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督促文官有责有考，废除吃空饷、地方贪腐盛行之病。全国银税统一，以银抵劳，百姓负担减轻。全国财政收入五年内翻倍，国库储银至白银两千万两以上。
张居正的成功，为万历赢得稳定局面。他初期亦每日临朝，亲理政务。改革效应明显，臣僚多称“少主明断”，民间亦颇有好评。
但这种“明断”持续时间极短。1582年，张居正去世，局面剧变。万历罢张党、逐亲信、清除张居正遗泽。起因之一是张强制万历立长子为太子，皇帝不满，失去耐心。
张死当年，万历突然停止早朝。表面称“调理身体”，实则对朝政失去兴趣。立储问题变成皇帝与群臣的拉锯战。群臣连上数百奏疏，请立长子，皇帝无一回应。
从不答复，到不见面，再到奏章不批，万历逐步放弃皇权日常运行。内阁奏事，需过三道，终得皇帝朱批。至1590年后，奏章积压至几千件无批复，内阁只能“拟而不发”，多数官员上奏石沉大海，政令名存实亡。
接下来二十年，万历从不出席朝会，太庙不祭，元旦不贺，郊祀不临。文武百官逐渐失去中央指令。兵部主将人事、吏部文职调动、多数由内阁凭空决策，皇帝仅象征存在。
更严重的是，制度本身开始变质。万历怠政，宦官乘隙而起。秉笔太监、传旨中官、厂卫三司相继复出。王承恩、冯保等左右乾纲，东厂重开、锦衣卫复兴，文官动辄被监控、口奏中断。宦官成为唯一通达内廷的渠道。
同时，朝鲜战争、辽东战事、倭寇侵扰三线并发，财政空虚，国力疲敝。万历在这三大战役中虽出银百万两，但调度迟缓、战时指挥混乱，边疆主将抱怨“令不出中枢”，敌军深入数百里无人统筹。
税收上涨，灾荒频发，内地哗变起义渐增。文官集团内讧加剧，东林党与宦官势力明争暗斗。朝堂分裂，成文人政客斗法场。万历对此无所作为，仍深居后宫，不理朝政。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他重病临近，才重新召见大臣安排后事。这距离他上次正式接见内阁首辅，已过去近三十年。
这三十年，政令废弛、党争连年、财政崩溃、军事无统、文官积压、宦官横行。皇帝形同虚设，国家靠惯性运转，机制名存实亡。
制度是否运转，决定“隐君”名声生死
从嘉靖二十年开始，皇帝逐渐搬离大殿，转入西苑，朝中不见天颜，百官心生疑虑。可日常奏折依然每日流转，六部尚书依然按时交章，内阁拟旨仍需朱批施行。西苑虽远，却拦不住权力传达的路线。
朱厚熜在政治上，极少放松警觉。他设“批红制度”，每一道奏章，都由中书房转呈御前，经由内官监督书写，随后皇帝亲自勾选处理方式。内阁不过是起草，不得擅断。“张璁辅政，实权尚在皇帝。”《明史》对此写得清楚。皇权未让，制度未崩。
他不信任首辅，也不让中官干政。张居正虽名声大震，也不敢僭越半分。所有权力集中在“西苑”一个人身上。
嘉靖三十年，蒙古首领俺答屡犯边境，延绥、宣府多次传来急报。兵部尚书严嵩请调辽东军队西调策应，嘉靖亲自拟旨，交与胡宗宪具体调度。军队调配中，奏章往返七次，战局变化三次，皇帝始终亲自审定，最终击退俺答骑兵南侵，战后论功行赏，亲书诏书，未假他人。
他不临朝，却统全局。这套制度虽不合“君勤臣惰”的传统教条，却未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大臣虽有怨言，但因制度可依，不得不服。
反观万历，退居深宫后不但不露面，更罢朝数十年不批奏、不签发、不处理。内阁奏章如山，几月不得回音。兵部尚书请调辽东兵援朝鲜抗倭，折子上递三月未回。锦衣卫请捕海贼，奏疏两旬未发。整个中枢如陷停滞，百官上下皆不知主意所在。
内阁首辅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轮番上任，却都无法改变皇帝漠视国政的态度。张四维曾三次请求召见，四度递交朝议整理表册，均未得见。朝政只剩流程，权力未再握于皇帝手中。
万历二十五年，辽东告急，奴儿哈赤崛起，宁锦防线失守，兵部奏请调兵十万，所需白银六十万两。财政无批复、命令无指令。兵部尚书赵炳然等反复请奏，奏章始终“无硃墨”。最后调兵由宦官转达，边防节度全靠自行部署，军心涣散，士气全无。
如果说嘉靖虽不见人却掌兵、控财、主政；万历连批章都懒得落笔，则已非“不临朝”能概括。他不是静治，而是放弃。
嘉靖在位时，科道官仍能参奏百官、内阁尚有谏言、地方尚有报告。万历后期，东林党与宦官势力互斗，皇帝视若无睹，朝堂分裂，党争成风，制度崩坏。
如何衡量一位“不理朝政”的皇帝？
嘉靖中后期虽避政，但有制度代替他出面——内阁运作规范、兵部例行请旨、财政调拨有据，中央权力稳定。他用“避而不隐”的方式，维系了君权系统。儒家固然不满“独裁不朝”，可不得不承认其在军事、财政、边疆问题上，并未失控。
万历不同。他前期承继张居正遗政，十年内国库盈满、治绩斐然，被称“中兴”；可张死之后，皇帝再无朝政热情。几十年不临朝、不议政、不祭祀、不校兵。连皇亲贵胄的婚事，都由中官暗地安排。大臣上奏要求立太子，万历坚持“吾意已决”不再讨论。一人赌气，十年停政。
最为严重的是其放权放得彻底。东林党与宦官斗争愈烈，皇帝避之不谈。魏忠贤专政期间，万历冷眼旁观，任由文官系统被厂卫控制。内阁沦为摆设，朝会制度消亡，政令层层瘫痪。
史家追述万历晚年，称之为“朝政宛如无人之境”。各省奏疏滞留月余，财政调拨混乱，士卒军饷缺失，民变频发，地方怨气激增。《明实录》有载，“边地军令不得本朝批章，政事由人相传。”
到了清朝修《明史》，张廷玉等奉敕评史，提及嘉靖则以“独治之效虽存而不备”；说万历则曰“有治无政，有君无主”，评价落差明显。
为何后人只骂万历而夸嘉靖？原因正在此处。嘉靖虽不临朝，却不放权。政策仍传达，体制仍运转，政令仍生效；万历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丧政”——不理、不看、不批、不裁，朝廷陷入自我瓦解。
更现实的是，两朝在制度遗产上高下立见。嘉靖设立了完整的奏章回批体系，权力不出御笔。万历之后，厂卫重出，宦官绕过文官、左右军政。皇帝对这一切毫无回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