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 2013 年是改革的准备年，那么 2014 年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将改革目标设定为包括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内的现代财政制度。要进行财政改革，首先要找准现行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中需要改的地方，使得改革具有针对性，切实解决问题，实现善治，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进行反思。
而县乡财政问题一直是中国财政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纵观云南省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不论是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专款切块到县、乡财县管、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省直管县，还是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其共同指向都是县乡。其中，乡财县管与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在云南省盐津县的改革实践中是基本对立的两项改革方案。乡财县管着力于解决困难乡镇的财力保障问题，将乡镇视为县级一个部门，通过编制县级部门预算对乡镇支出进行保障，消除了乡镇的独立财力和预算 ；群众参与预算着力于动员广大群众从广度和深度上参与预算编制，在此过程中，重新调整县乡财政体制，赋予乡镇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权利和资源。实践证明，群众参与预算改革，释放了盐津县乡发展的活力，调动了县乡两级的积极性，扩大了群众参与。
当然，盐津县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并不是单边推进的，从 2012 年开始启动的盐津县财政改革，实质是一个综合性改革，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县直部门“比例·绩效预算改革”和乡镇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解决了县乡两级政府间的收入划分，使得乡镇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拥有完整的收入和支出安排权 ；而对于县直部门的预算，则采取按绩效目标为导向，综合几年的支出平均值后，按比例核定一个支出规模给部门，部门按此编制预算，最终实行绩效考核，这便是县直部门的“比例·绩效预算改革”；乡镇具有独立的财力和预算后，如何花钱，是通过群众参与预算解决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属于政府的预算草案编制权事实上转移给了群众，乡镇政府主要承担
预算编制过程中的技术性、程序性环节，群众和政府在预算编制权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由此看来，盐津县群众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等层面，似乎已不仅仅是参与，与最早起源与巴西，并于上世纪 90年代在浙江温岭市等地实施的参与预算改革相比，“参与式预算”的表述似乎也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改革实践，盐津县为此将其确定为“群众参与预算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必须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级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等精神，为进一步发展群众参与预算，丰富基层民主提供了重要指导 ；而群众参与预算作为改进预算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正好切合财政改革要明确事权、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目标。
群众参与预算的制度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的制度设计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
关于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名称问题。苟燕楠教授建议使用“群众参与预算”，以突出此项改革内容的核心是政府，群众仅是参与，也能体现此项改革既有借鉴，更有创新。王法中博士认为，盐津县的改革建议确定为“基层项目预算编制改革”，并强调在现行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决算等管理制度框架下，开门编预算，将群众意见吸纳进来。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包括“群众预算”、“基层民主预算”等名称。
关于改革的定位问题。贾康教授认为，应将改革的目的定位在推进预算民主化，以体现民主预算的内涵。苟燕楠教授认为，较合适的逻辑是通过财政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而对政治改革形成影响，切入的关键是财政改革。赵春盛教授认为，改革应该着眼于乡镇一级基层政府建设，提升广义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广义政府的政治发展。马海涛、马骏教授均强调了绩效评价的重要性，并认为群众要参与监督，但政府应提供协助。
事实上，改革如何冠名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作为一项新的改革，必然是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最重要的应该是，改革要让群众得实惠、群众意愿得以充分表达，改革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改革要推进预算公开透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改革要合理界定县乡责任、激活县乡发展，这正是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题中之义。
